
1月14日,携程因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立案调查,这并非偶然,而是平台经济走到一定阶段后,利益分配机制严重失衡的必然反应。
首先,讲一个简单但可能有点敏感的现实——
涉及海量就业的民生领域,不应成为超额利润的温床。
外卖行业背后是超千万骑手,网约车覆盖数百万司机,在舆论与监管的双重约束下,美团、滴滴等平台很难在国内这些业务上赚到太多钱。
也正因如此,它们才纷纷出海扩张,试图把赚钱的大头放在海外。
拥有数千万从业者的旅游业也是同理。
目前光是酒店与民宿的从业人数,就已经高达数百万,可携程作为行业龙头,走出了一条极不寻常的“逆势盈利”曲线——
2024年归母净利润170亿元,净利率高达32%,已经够恐怖了,但2025年前三季度,归母净利润更是飙升到290亿。
什么概念呢,全北京的酒店加起来,去年干半年赚的利润,携程高峰期一天就能赚出来。
当无数实体酒旅商家在疫情后艰难求生、日子越过越紧,平台却依然能赚得盆满钵满——
这种极端的不对称,早已超出商业成功的范畴,变成了关乎行业生态能否持续的分配危机。
而携程的这场“成功”并不是单纯的运营奇迹,而是资本运作与市场支配地位的叠加效应。
这些年来,携程通过入股同程、控股艺龙、整合去哪儿等操作,把主要竞争对手纳入麾下,最终霸占了国内OTA市场超七成份额,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寡头。
当市场支配变成实际控制,平台优势就可能被工具化,用来压榨上下游——
比如未经商家同意,由平台“调价助手”擅自修改客房价格,且难以关闭;
通过“特牌”、“金牌”体系,变相实施“二选一”,拒绝配合便遭遇搜索限流或下架;
基础的10%-15%佣金之外,又叠加5%的积分联盟、5-8%的云梯推广等各种流量费用,商家的实际成本常常被推高到25%-30%,热门房源甚至更高。
结果就是很多酒店被迫陷入了“不给钱没人下单,给了钱也没啥利润”的怪圈,而这些成本,又会以各种形式,最终被转嫁到消费者头上。
当然了,上面这次出手,也算是回应了高涨的舆论呼声。
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,从行业现实与国家战略来看,此次调查更可能是“惩戒性整改”,而非彻底摧毁。
携程并非只有“国内收割”的属性,它在海外也有独特价值。
截至2024年底,海外品牌Trip.com贡献了约10%的营收,且2025年一季度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100%。在国家推动入境游与国际化战略的大背景下,携程的全球渠道与资源整合能力,并非轻易可替代。
同时,携程在消费者纠纷处理中往往倾向用户端,积累了一定的用户基础,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“功过相抵”。
但“罪不至死”不等于“高枕无忧”——参照阿里、美团等平台的反垄断处理路径,携程很可能面临销售额1%-10%的罚款。
更重要的是,携程很可能将被迫重塑商业模式,放弃垄断权,让出不合理的高佣金,终结“全行业为平台打工”的生态失衡。
这场反垄断调查对携程是警示,对所有互联网平台更是提醒——
在中国的商业土壤上,企业的规模越大,责任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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